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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想赵丽蓉 眼泪直撞眼眶
发表时间:2016-7-25 16:41:37 来源: 浏览:

   

    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,借小说人物的口说,旅行是最劳顿,最麻烦,最叫人本相毕现的。经过长期苦旅而彼此不讨厌的人,才可以结交做朋友。于是钱先生说,婚姻与蜜月旅行应该倒过来,先苦旅一个月,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,彼此厌恶(大意),方可放心结婚。
    
    《围城》可以说是一部人生宝典。关于先舟车仆仆地旅行一月,然后再决定结婚与否,实在可以推而广之,广而告之。那么,经过旅途奔波而互不厌倦甚至就想日后还做伴同游的,自然已成朋友了。

    有一个人,我跟着他和他的朋友们去了山东,后来又跟着他和他的朋友们去了湖北,后来就一直声称,我最喜欢与之同游的人是他——李培禹。

    我也说不清我一直在忙什么,总之至今尚无交友时间。连笔会等等也不参加。唯李培禹一招呼,就傻傻地想跟着他走。他的那些新老朋友,我大都不认识。譬如总有他大学和中学的若干老师。我除了采访,平时不爱和陌生人说话,面对培禹的新老朋友们,我也无话可说,但就是感到一种深深的感动和一种温情在汹涌。

    我还从未给哪个人、哪本书写过“序”,又是他一招呼,就傻傻地答应了。

    因为我想说,在一个非常物质的时代,有一部暖烘烘的书。

    一个人,有点什么好事,总是会想到与家人共享。培禹出行,一定想到的人,是他的老师们。我不知怎么想起《背着爸爸上学》这个片名。而培禹在情感上一直要背起的,还有他的老师。

    培禹对老师的情,几可纳入孝字,这个下面再说。跟培禹出行,我的书包里得准备多多的面巾纸,因为时时流泪。不过不是因为悲伤,而是因为大笑。我外出采访,能坐飞机的都不坐火车,我选择家庭地址的一个要素也是:离机场近。唯独与培禹一起,我喜欢坐火车。他一路讲笑话讲到你不想入睡。而我常常缠着他:再讲一遍!再讲一遍!其实那笑话我已听得原原本本地可以给别人讲了。但就是还想听他再讲一遍。有时培禹说:你要我再讲哪一个?我把笑话的第一句先讲了。培禹就知道我要他讲哪一个了。于是他就要讲了,于是我先行笑了。于是他一边讲我一边疯笑。他讲完了我还在笑。光这一个笑话,我记不清我让他讲了多少遍。我只记得他从没拒绝我的无理要求。

    培禹不会拒绝任何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要求。

    培禹这样地善良快乐,如果是一位女性,那近乎完美;如果是一位男士,那近乎稀有。这位京城名记,他的做文打动读者,一如他的做人,不用技巧,只用真心。

    1981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新闻系三年级时,去天津实习,写了一篇报道:《两千多农民自费坐飞机进京游览》。文中讲到农民如何登上“子爵号”客机,如何占了天津上年自费乘机旅客的12.5%。这篇新闻在《天津日报》头版登出后,又被《北京晚报》头版转载,又评上当年天津的十大新闻。培禹写的这些“子爵号”农民,不少是到北京旅行结婚的。有一个大队有300多社员当上了“子爵”。虽然天津飞到北京只要28分钟。看得出字里行间培禹与“子爵”们快乐着你的快乐。这篇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新闻稿,既有对三中全会后农村变化的敏感,更有“快乐着你的快乐”的热情。

    1987年,已经在北京日报当记者的李培禹,去门头沟采访时到了北京的最高峰——齐家庄乡江水河村。农民告诉他,这是全市最高的村子。村支书家的炕沿,勘探队来住宿时测量过,是海拔1400米。培禹在这北京最高的炕沿上,给编辑部写信:“老区人民太好了,而他们的生活却还清苦。我们政府部门的扶贫工作还应更扎实一些。山区人民对经常下来、知道他们的疾苦、跟他们想到一块儿、真正办实事的干部怀有很深的感情。我这次走了几个村子,不少乡村干部和老乡能跟着我念叨出市顾委主任王宪、区委书记史书训、区长宋希友、副区长陶铁男(现任区委副书记)等人的名字,他们都清楚地记着他们哪天哪时来的,讲了什么话,办了什么事,临走时嘱咐了什么;而对有些部门、有些干部下来三分谈工作,七分游山逛水,不顾山区的困难条件,无端给老区人民增添负担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。他们对我说:‘李记者,照实说吧,我们虽然嘴上说欢迎欢迎,心里却真怕这样的人再来哩!’”

    一个能“快乐着你的快乐”的人,往往也“痛苦着你的痛苦”。培禹给编辑部的信刊登在《北京日报》。历数小村的种种,叫我想起那细细密密的针脚和密密匝匝的热情。

    什么是好报纸?这就是好报纸。

    什么是好记者?这就是好记者。

    2007年春培禹在《北京日报》的一版长文,又叫我一震:《李土生:汉字研究赋新篇》。

    汉字素有历史文化的“化石”之称。汉字以其独特的形式,体现了汉民族认识事物的特定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。《康熙字典》中收录47000多字,《汉语大词典》中收录56000多字,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》共收字7000个,常用字也有2500个,次常用字1000个。

    李土生用了整整10年,写完10卷本的《土生说字》。但他是一个民间学者,得不到学术体制的保护和科研经费的支持。研究开始时,李土生不会使用电脑,又有大量的资料查阅和录入工作需要助手帮忙。他上午在办公室里给助手们讲汉字,下午请他们整理录入资料,下班前,将助手们整理的资料打印出来,晚上回家修改添加。每晚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,然后,睡上两三个小时,凌晨五六点钟又要早早赶到工作室。

    他说每一个汉字,都有漫长的“家史”。他会随口对你说:“汉字的心字,本是人的心脏的象形;‘大’字是一个‘人’把两只胳膊和两手平伸,即大;‘小’字是一个人把双臂向下垂,即小;‘孝’字是一个儿子驮或背着老人;‘信’字是人言为信,而且,人要站着说话才行啊。”

    李土生说,先民造字,远取诸物,近取诸身,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,可以说,汉字中,天地鬼神、山川草木、鸟兽昆虫、王制礼仪莫不周载,古人的生存智慧、生活经验、社会意识、审美情趣、文化心理等都深深地熔铸于一个个汉字之中。汉字不仅具有积木式的灵活拼合的特点,而且像魔方一样,具有变幻无穷的高妙。汉字“形神兼备”,具有极强的意会性,是心灵的书写,是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外化。

    李土生侃侃而谈他那“汉字生命观”,而我感觉,如果说别人是血肉之躯,那么李土生是用汉字码起来的,是汉字投的胎。他在北大、清华演讲,他去南非、英国、新加坡、意大利,在哈佛大学科技讲堂演讲,一身唐装,不带一张纸片,说字。不,我觉得他不是土生,他是天女,他把中国文字的美丽和魅力,洒开去,洒开去。然而他又真正是土生,是在汉字文化的土壤上,生长起来的,激昂时呼唤着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(宋 张载)

    而李培禹,这方热土培育的赤子之心,呼应着李土生的“为生民立命”。土生说字,培禹说心,说得我直流泪。本来是“十一”长假,本来是北京人说的“大过节的”,可是我一个人冲着培禹的一沓书稿,掉泪。

    第一次掉泪,是读到他写赵丽蓉的《念想》。北京日报文艺部要办一台颁奖晚会,想请一位大腕压轴。大家推培禹打电话找赵丽蓉。培禹拨通了电话,速速把这事儿说了,想等她推说忙就算了。这是一场既没有排场,更没有报酬的演出。像赵丽蓉这样的大腕……然而赵丽蓉算算日子给排上了。赵丽蓉演个大汗淋漓掌声雷动,培禹在后台迎住她。她问:“还行吗?还对得起观众吗?”

    后台的人全都冲她鼓起掌来,把后台鼓成了前台。

    后来培禹邀请她参加大兴县西瓜节、廊坊市元宵节等活动,又不敢相信她会答应。赵丽蓉说:“你把心放踏实吧,我一准去。也不知为什么,我一到农村,一见到老乡,心里就高兴。”多年来都是培禹有事找她,只一次,赵丽蓉打电话给他,说“有事求你”。原来是她的一个晚辈学生,河北省一个县评剧团的团长,车祸丧生。她花几百元打的赶往那个县,然后一肚子的话不知怎么说,就想让培禹帮忙,写一篇悼文,“这心也就不那么堵得慌了。好人走了应该留下念想不是?”

    赵丽蓉得癌症住院时,培禹等晚辈要去看她,她第一次拒绝培禹:别来了!你们看我难受,我看见你们也难受。

    培禹写这篇《念想》的时候,直想拿起电话,拨通那个亲切的号码,然后说:“赵老师,是我,培禹啊……”

    然后,培禹的眼泪直撞眼眶……

    然后,我的眼泪直撞眼眶。

    我不能不感叹,培禹的世界里,涌动着这么浓浓的,浓浓的情。

    尤其是写老师的6篇文字。

    进入21世纪的时候,培禹和他的小学同学想寻找小学6年的同班同学,他们想了又想也只写下不到10个名字。毕竟,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不过,有一个人却能记起全班同学的名字——当年的班主任老师陈辉。陈辉拿出一张纸,写:1962年入学,1968年离校我的学生……一口气写下40多个名字,一个不落。

    一个也没有少。包括因留级蹲到他们班的和中途转到他们班的几位同学的名字。

    1968年,培禹小学毕业,校园里全是“文革”的大字报了。红卫兵打翻了师生情。可是陈辉借来一个120相机,请人为全班学生拍了一张合影。

    虽然,不拍合影,全班学生也都摄进了她的心里。

    1971年北京恢复高中。上课铃响,培禹所在的高一年级一班可能不上学惯了,稀稀拉拉地站起来,老师说:“太不堪了!”不少学生不带课本,老师气得又说:“不堪!太不堪了!”

    他“嚓嚓嚓”地在黑板上写下“不堪”两个刺眼的大字,还边写边说:“工人不做工,农民不种田,学生不读书,这就叫不堪!”

    这位赵老师教学精彩而较真。教得培禹诗兴大发,在做命题作文时不由“哗哗”地写下一组诗。几天后赵老师讲评作文,说:“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,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,要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,还写起诗来……”

    培禹吓得直到放学后才敢打开作文本,一看,老师打了一个大大的“优”,认真改了一些字句,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赏的红圈圈儿。批语只有两个字:“很好!”

    后来,培禹的生活曾经跌到谷底,赵老师看出他万念俱灰,怕他轻生,老师说:“李培禹你记住,这辈子不枪毙不死!”后来,在一次笔会上,培禹把这段经历告诉刘恒。再后来,刘恒告诉他,电视台的记者来访,问:贫嘴张大民“贫”了那么多话,你认为哪一句最有水平、最精彩?刘恒说,他回答的就是培禹老师讲的那句:“不枪毙不死!”刘恒又问他:“那位老师叫什么来着?”

    “赵庆培!”

    2006年9月,培禹从大兴郊区回城,手机响了,他中学时的贾老师的夫人说:凌晨三点左右,贾老师走了。

    培禹一下蒙了,把车停在路边好一会儿。然后他打电话叫他二哥来接他,因为他的手有点不听话,没法开车了。

    贾老师叫贾作人。培禹在北京二中上初中时,贾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骑着他的“飞鸽”车到培禹家,自行车后架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——他把自己的藏书(当时都是禁书)一摞摞拿给培禹。杨朔、秦牧、茅盾、吴伯箫、曹靖华、何其芳、臧克家、公刘、徐迟、艾青、王汶石、胡采、柳青、梁斌、刘白羽……列夫?托尔斯泰、契柯夫、海明威、果戈理、莫泊桑、罗曼?罗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……

    一个星期天的傍晚,贾老师带来了《沫若文集》,他翻开《凤凰涅槃》,先讲授生僻字,然后朗读起来——

    除夕将近的空中,

    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,

    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,

    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,

    飞来在丹穴山上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这是一首长诗,贾老师读得渐入佳境,培禹听得如醉如痴,不知不觉已是深夜……

   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荒漠上,在培禹家的窗口里,闪烁着文化的长明灯。

    可是培禹家穷,再上不起高中了。贾老师来了个没商量:“你必须上高中!”而且说好培禹的学费、饭费都由他来交。

    贾老师去世时,贾夫人不让举行仪式,只想家人为他默默送行。培禹是送他的唯一的学生。培禹贴在贾老师的耳边,对老师说:“贾老师,您放心地去吧,我为有您这样一位恩师骄傲终生!”

    向贾作人老师最后深鞠一躬时,培禹已泪流满面。

    我读到这里,又一次受到泪水的冲击。

    培禹年年春节都去看望老师。2007年的春节,贾老师不在了,他写下了这篇:《春节,少了一个去处》。

    本文开头写到,与培禹出行,必有他的老师们。我觉得培禹的周围,总洋溢着暖烘烘的情。一天,报社传达室打电话给培禹,说有人找他。培禹到传达室一看,是小学班主任陈辉。陈老师从包里掏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:“从小你的身体就不好,天冷了,老师给你带了件羊绒衫,不知合适不合适。”他的眼泪差点涌出来,紧紧拥抱了老师。

    那天,培禹和陈老师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,坐在校园里那棵很老的杜梨树下,“谈理想,谈志向,也谈那美好的明天”(小学时朗诵的诗)。

    我拿到培禹这本《笔底波澜》书稿,想写一两千字,但是不知怎的就写了几千字。我本来还要写还要写的,但是我叫自己打住打住!还是让读者快点进入正文。我再说一句:在一个非常物质的时代,有一部暖烘烘的书,像陈辉老师送给培禹的那件羊绒衫。

  (李培禹著《笔底波澜》,同心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