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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隐私记者”安顿见证十年来中国婚姻状况
发表时间:2016-5-17 11:47:29 来源: 浏览:

   

安顿:感谢我的工作,让形形色色的人对我敞开心扉,也让我走进他们的生活

1998年《绝对隐私》出版,好评如潮,恶评也如潮。

    人物名片

    安顿,原名张杰英,北京人,现为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。自1995年8月起从事有关“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个案调查”,1997年6月起主持《北京青年报》“口述实录”栏目至今。著有《绝对隐私》系列丛书等,被媒体称为“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”。1998年《绝对隐私》出版,好评如潮,恶评也如潮。

    如果按照安顿惯用的格式,这篇访谈的开头应该是———

    采访时间:2008年6月27日,星期五。采访地点:北京光华路世贸天阶某咖啡馆。姓名:张杰英(笔名安顿)。性别:女。年龄:不详(其实是给她保密)。简介: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,自1995年8月起从事有关“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个案调查”,1998年6月开始出版《绝对隐私》系列丛书。

    至今已十年。这本书中所有故事的开头都很相似,陌生的人在陌生的记者面前坐下,或平静或激动地诉说一些爱恨悲欢。所有的故事有个共同的名字,叫做“隐私”。

   街头“堵”来的“绝对隐私”

    十年前,离婚还是一件非常私密、几乎见不得人的事,而“隐私”这个词在大家的意识里,更容易和很多不干净的东西联系在一起。

    所以《绝对隐私》最初的故事,是我去街上“堵”出来的。

    1997年6月23日,我一大早就跑到建国门外街道办事处大门口等着,这是第三天了。我想采访别人的情感经历,可是没有人愿意对一个陌生人倾诉,何况面对一个记者。我也不知道合适的采访对象应该是什么样,就觉得应该堵那些来离婚的。当时很多街道办事处每周逢二四六办结婚,一三五办离婚,因为双数代表圆满,单数代表孤单。

    我询问了很多对夫妻。从这个门里走出去,他们就不再是夫妻了,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?之前有怎样的恩爱生活,之后又将各自去往何处?他们都不想说,连此刻的心情也不想说。

    直到我看到那个站在路边抽烟的小伙子。他穿蓝色T恤,表情平静,眼光温和。我就问他是不是在等人。“干吗啊?”他用排斥的目光看着我。

    我递给他一张名片,说我是记者,今天不是好日子,你愿意聊聊吗。他点头,说是来离婚的。我们就这么聊上了,他告诉我,他在机关里当公务员,老婆在外企,俩人是大学同学,毕业就结婚。女方挣钱比他多,感情慢慢有了变化。他买不起贵重的礼物,她就给自己买了个钻戒,天天在家戴着,在他眼前晃来晃去。老婆嫌你窝囊,挣不来钱,哪个男的受得了这个啊?于是他主动提出离婚,她表示无所谓,就搬回娘家去住了。今天,两人打电话约好时间,来这里办手续。

    谈话就到这里,因为她来了。“我们的照片都撕了,就剩一张两寸免冠照,留着贴离婚证的。”小伙子说完就走了,我连他姓名都不知道。

    十年之后的今天,人们对“隐私”的认识,已经非常健康了。实际上隐私是什么?就是我没有说出来的心事,我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。英语里隐私是个中性词,只有中国人曾经觉得它很肮脏,心里藏着隐私的人,连呼吸都是污浊的。

    “口述实录”记录时代变迁

    大学里我学的专业是审计,毕业后在国家机关、广告公司、会计师事务所这些地方辗转。我想我是一个很好的注册会计师,如果做这份工作到现在,至少挣钱会比当记者多得多。可是26岁时我决定改行,原因简单说来就是会计师整天面对账本,而记者会面对很多人,账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往深里说,我当时特别理想主义,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可以舍生忘死、为民请命。我曾经想当一个摄影记者,著名的战地记者卡帕对我影响很深。

    1995年《北京青年报》招聘,当时我是全职主妇。但我还是去参加报社的考试了,而且考得很好。但是很多人说,你看她年纪这么大了,除了天天在家呆着,还能干什么呀,怎么看都不像记者。于是最后十几个人里录取四个,没有我。

    转机来自我实习期间写的一篇文章,发在《北京青年报》周五的《青年周末》头版,叫做《笼子里的金丝雀》。这篇写了四个全职太太的生活,用的方式就是口述实录。我的主题是想展现这一特殊群体的时尚生活,而这种时尚生活未必是大多数年轻女性愿意选择的。

    看到这篇文章,报社一位副主编就给我打电话,说非常抱歉没有录用你,很可惜,你回来吧。我那时特别自卑、自闭,因为已经很久不工作了,我希望去当记者,希望获得社会认同的另一个身份。

    在北青报开始写专栏,做情感问题的调查,也是偶然的灵感。当时有两本书启发了我,一本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写的《我的日记》,是她在美国报纸上的专栏合集,非常个人化的口述史。另一本就是获得普利策奖的斯特兹·特克尔的《美国梦》,国内翻译叫《美国梦寻》,记录了100个美国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梦想,也是口述体。

    我也想做这样的东西,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课题叫“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个案调查”。这个课题做到今天,哈佛大学的东方研究机构一直想合作,看中的就是我搜集到的许多案例。他们认为这些案例至少涵盖了几个方面,比如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变化,比如人们道德底线的变化等等,都在其中。

    ■ 采访故事

    良心丧于困境

    我们喜欢看别人的故事,可能因为,别人的昨天,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。

    有个叫小龙的青年对我讲了他的故事:小龙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了,因为他坚持要买了房子再结婚,可是他俩的收入都不高,在北京买房子谈何容易。小龙的女友不理解,她也不知道,小龙这样固执的背后,还有另一个隐秘的悲情故事———他父亲当年就是为了结婚,让小龙守寡多年的奶奶从全家仅有的一间房子里搬出去,逼她找了个老头再婚———儿子结婚,先嫁母亲,只是因为房子,无奈而又必需的房子。小龙的奶奶改嫁后,到死都不肯再见自己儿子一面。小龙无法原谅父亲的做法,尽管父亲告诉他:“如果你要结婚,我和你妈就把这间房子腾出来。”如果这样,又是一个轮回。所以,在自己像父辈一样为房子困扰时,小龙宁可和深爱的恋人告吹。

    这个故事本来计划收入我的新书《一百个中国人的梦》,但是最终决定砍掉。有读者批评,这个故事会伤害一些老人。其实老人们一定理解,凡是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,谁家没有为房子着过急?预约采访时,我请小龙用一句话概括他要讲的故事,小龙说:“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,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,一间房子的重要性。”交谈中他一直问我,安顿你会不会看不起我父母?我说不会,换成我是你父亲,我不敢说不会做出他那样的决定。道理很简单,良心会丧于困境。

    我让小龙赶紧去把女朋友追回来,人家姑娘没逼你买房子,而且愿意跟着你吃苦,多好呀。

    “打开国门”与“打开心门”

    有些评论家说,安顿没有立场,在这本书里看到很多心理阴暗、生活糜烂的人,可是看不到作者安顿的道德观。还有人说,这个记者是猎奇,低级趣味,只会向外国人暴露中国人感情世界的肮脏。因为这本书第一版后面附了一些国外的书评,比如《纽约时报》之类,境外媒体对《绝对隐私》的评价很高,说我是“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”,“中国媒体第一次把目光聚焦到普通人”。

    前几天我和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聊天,他说安顿你知道吗,你那个“不评价”的态度特别好。我说陈老师,你真的觉得我没有自己的评价吗?他说哦对了,选择就是评价。我说你真是朋友,能理解我。

    我采访了那么多人,为什么写了张三李四,没有写王五?因为王五这个人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。其实这时我已经在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了,只不过我不直接评价。

    至于媒体的关注角度,我很高兴地看到前不久胡锦涛考察《人民日报》时的讲话,其中提到,媒体应该坚持以人为本、反映人民心声。这些话让我想到十年来媒体的变化,以前我们拿起报纸只是为了获取公共信息,没有从中看到我们自己。现在报纸有这么多版,我可以丢掉其他所有的版面,只看对我来说有用的那一小块,这一小块是属于我的,那么这家媒体才是属于我的,关注个体就是关注全人类。

    1998年,安顿一夜成名,突然变得很珍贵,我那个汉字BP机上日夜有人呼。2008年,我仍然非常忙,疲于奔命地采访,现在的日程都差不多排到半年后了。如果说十年前像我这样的记者还很少,那么现在媒体高度发达,许多报刊都有类似的情感栏目,但据我所知这些栏目的记者都处在和安顿一样的忙碌状态,为什么?

    这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心理疏导、心理救援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。我自己就曾经去看过心理医生,可是非常失望。你猜我走进诊所见到心理医生时,他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?是立刻按下他桌上的闹钟。然后,医生告诉我,现在开始计时,他们是按小时收费的。再然后,我坐在一把非常硬的椅子上,看着医生不断地打电话、发短信,我的叙述一再被打断。最后,我说医生您先忙,我走了。

    我还曾经尝试打过声讯台,那些情感热线,发现我的电话费跑得很快很快,我才明白对方诱导我说话,是为了多收钱。

    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。

    包括当年《绝对隐私》的畅销,我认为也是不正常的,那只是闭塞时代的特殊现象。如果说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,那么1998年《绝对隐私》打开了许多人的心门。这种畅销对出版商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,对作者也非常荣耀,但是我希望我的书在一个开放的、宽容的社会环境下,应该不是畅销,而是常销。人们心理需要抚慰时拿来看看,从别人的人生里获得一些经验,而不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去窥视。

    当然最大的受益人肯定是我。这份工作做了十多年,我不仅没有疯,而且还增加了很多阅历,获得了很多认同,我在其中成长、成熟,这都要拜我的采访对象们所赐,他们塑造了我。

    ■ 链接

    安顿点评中国式婚姻观变迁

    从1995年我开始做情感方面的调查、采访至今,涉及的60%以上的个案与婚姻家庭有关,受访者的年龄也参差不齐,有些当年初入围城的人,如今已经经历过离婚、再婚,也有些当年誓死捍卫婚姻的人,现在重新唱起了单身情歌。

    我的受访者大多是生活态度非常认真的人,也是非常追求生活、感情质量的人,否则,他们不会来找一个记者诉说心事、寻找共鸣,或者借此获得来自更多人的认同和建议。因此,他们做出的决定,无论在其他人看来是否正确,至少他们是认真的、负责任的,包括对待结婚、离婚这样的重大人生选择。从他们身上,我能感觉到,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文明、人活得越来越像人了。

    在这种社会氛围里,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在婚姻关系、情感关系中自我的感受和自身愿望的达成,对婚姻、爱人的选择,对家庭生活样式的选择,更多地遵从了个人的意志,而不是其他社会因素,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婚姻和感情的质量。

    有人说这会造成离婚率的上升、单亲家庭子女的增加,其实我以为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,实际上从十几年前渐渐开始的这种情感婚姻关系中个人意志的觉醒,已经给社会上更年轻的、面临选择的人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借鉴,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新一代人在类似事情上的更加谨慎和自律,这个过程的结果将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、精挑细选的情感和婚姻、家庭和伴侣逐渐增多,他们将创造更稳定的家庭和婚姻结构。这是十多年来人们在婚姻观、爱情观上的一个巨大进步。当然,这里面也包含了无数恋人、伴侣、家庭在情感上的牺牲。(采写:记者 武云溥 实习生 刘娜 摄影:记者 郭延冰)